在白先勇的短篇小说《岁除》中，赖鸣升的死亡常被学生视为“贫穷压垮人”的故事，但若仅从个人不幸理解悲剧，其实远远不够。赖鸣升之死并非源于性格缺陷，而是民国动荡时期结构性矛盾所塑造的时代悲剧。时代的巨浪极大压缩了他的选择空间，让他在命运洪流中难以掌控自身轨迹。本篇文章将从 时代背景、家庭结构、人物心理与象征意象 四个维度分析赖鸣升的悲剧如何呈现“时代与个体冲突”的主题，为 IB 中文学生提供结构完整、文本细节落地的高分写作范例。
一、动荡时代：赖鸣升无力抗衡的结构性困境
理解赖鸣升的悲剧，必须从时代入手。《岁除》发生在民国战乱时期——经济崩溃、物价飞涨、社会阶层固化，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。赖鸣升在布行当伙计，每日勤勤恳恳，却因收入微薄难以维持家庭生计。小说甚至写到：老板在除夕仍要求他加班，这一细节极具象征性——节日象征团圆与休息，但时代却让底层劳动者失去连“休息权”都保不住的尊严。
在首次提及“结构性压迫”时必须明确：
这里的结构性，指的是 军阀混战、通货膨胀、社会动荡导致的系统性问题，并非个体选择或能力不足造成的困境。
因此，赖鸣升的困境并非“他不够努力”，而是“努力无法改变命运”。他越想改善家庭处境，越深陷时代无形的压迫。
二、家庭角色崩塌：个体责任的被动加码
时代对赖鸣升的压迫，首先体现在其家庭结构上。作为赖家唯一的经济支柱，他承担着沉重的养家压力。然而收入微薄、物价飞涨，使他无力满足妻子与儿女的基本生活需求。小说多处写到屋内的冷清、破败，与外界新年热闹形成鲜明对比——节日越喧闹，赖家的贫困越触目惊心。
对赖家而言，赖鸣升的失败不是个人失败，而是全家命运共同跌落的开始。他无法完成“父亲”“丈夫”这两个角色所要求的“供养者”身份，这种角色崩塌进一步摧毁他的自尊，也构成悲剧的第二层结构。
三、人物心理：在责任、羞耻与爱中被撕裂的个体
白先勇对赖鸣升心理的刻画克制而深刻。他没有大段直接描写，而是通过行为细节体现其精神瓦解的过程。例如赖鸣升不断回避妻子的眼神，给孩子买不起新衣、只能象征性买些食物的无奈，以及夜晚回家路上那份踌躇、羞愧和疲惫，这些都反映了他在“越努力越无力”的现实中逐渐被压垮。
他的悲剧还来自情感上的撕裂：
- 对家庭的爱让他不愿放弃；
- 对贫穷的羞耻让他不敢回家；
- 对命运的绝望让他看不到未来。
最终，他把自己的死误认为是“让家人少一个累赘”，这是时代最残忍的地方——让一个善良、负责的普通人认为自己的存在是一种“负担”。
这正是“时代与个体冲突”的核心：时代让一个人无法再以人的方式活着。
四、岁除意象：时代洪流中的象征性终点
《岁除》的标题不仅是时间背景，更是象征。
“岁除”意味着旧年结束、新年开始，象征更新、希望与重生。但在赖鸣升身上，“岁除”被反转为一种终点感：
- 他在旧年结束时选择死亡，却无法迎来自己的“新年”。
- 全城的烟火、灯火、热闹，成为他无缘参与的“他者生活”。
- 节日的光亮越强，时代给予他的黑暗越深。
白先勇以此制造强烈反差：
时代在庆祝团圆，赖鸣升却在被时代抛弃。
这一象征意象强化了小说的悲剧厚度，使赖鸣升之死不仅是个人命运，也是时代切割个体的象征。
五、从《岁除》到白先勇文学：时代与命运的深层延伸
在结尾我们必须看到更深的文学意义。《岁除》收录于白先勇早期小说集，与《台北人》中“怀旧、失落、时代变迁下的漂泊感”一脉相承。赖鸣升的死亡不仅是民国动荡的缩影，更是白先勇笔下始终关注的主题：
时代变迁如何吞噬普通人的命运。
赖鸣升不是孤例，而是千千万万微小个体的代表。他的死，是时代洪流中最无声却最沉重的呼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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